1983年4月,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指出“我们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我国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发明上一度处于无与匹敌的领先地位,现在被全世界竞争者超越”,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经过训练的能力在全球范围的再分配”,而美国的教育明显地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这份报告的发表引起全体美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由此拉开了美国教育改革的序幕。这份报告显示出美国是一个有强烈危机意识的国家。美国人对于美国教育的忧虑由来已久,2007年,一部名为《两百万分钟》的纪录片在美国哈佛大学首映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舆论认为这部影片是对美国当今社会发出的“盛世危言”。《两百万分钟》的主要内容是比较中、美、印三国的教育。美国高中是四年制,两百万分钟正好是四年时间。制片人、风险投资家鲍勃·康普顿和他的团队分别在这三个国家跟踪两位高中生长达一年之久,结果发现,中国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是美国同龄人的两倍。美国人对教育的忧思沉重而急迫,他们担心这般刻苦努力的中国学生将在未来引领中国全方位赶超美国。
其实,引起美国教育界反思的真正原因在于2006年的一次调查,这个简称PISA测试的调查全称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各国正在学校就读的15岁少年展开的能力测试,向来以老大自居的美国在68个参与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仅在24位,而高居榜首的是北欧国家芬兰。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像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博士学位的有2000人之多,为非美裔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1倍。美国专家评论,虽然中国学子成绩突出,想像力却大大缺乏。上海学生可以通过应试教育,在全球学生学习能力评估:pisa测试中夺得世界第一,但没有一个学生愿意承认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质量。
2010年1月,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戴维斯·古根海姆的新作《等待超人》在全美上映,影片激烈抨击美国中小学乃至大学目前存在的问题。该片聚焦许多普通美国中学生想接受更好教育但却无法实现这一心愿的现实,探讨了美国公立教育体系现存的问题。全球首富比尔·盖茨鼎力相助,也成为此片众多采访对象之一。盖茨表示,这部电影凸显了美国公立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当前,美国公立学校存在的诸多问题已使美国的人才优势受到严重影响。
有人问我,你在美国生活,你认为西方教育与中国教育的最大区别在哪里?我回答说,西方的孩子看起来像一群“野生动物”,多数情况下,男人象男人,女人象女人,体格强健,风情万种;在欧美国家出生与成长的华人的孩子大多也是如此,说明不是人种问题,主要是教育造成的差别,他们普遍重视体育与美育以及科学探究课程的学习;中国的孩子看起来像一群“家养动物”,多数情况下,男人缺少阳刚,女人缺少健美,身心虚弱,严重缺少体育与美育的训练;西方教育是动态的,开放的,培养善于自我实现的人;中国教育是静态的、封闭的,培养善于考试的人;在我调查的人群中,美国高中毕业生80%都知道自己的特长在哪里,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将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美国高中是四年制,制度设计象是大学的预科,课程灵活多样充满了各种活动,充分培养了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而中国高中毕业生80%都不知道自己有何特长,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将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请问,中国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我们的教育为培养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了吗?这就是我眼里的中西方教育的最大区别。经过多年研究以后,我发现并论证了“美是教育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我总结出的教育的三大原理“教育为立国之本、美育为立教之本、审美为立人之本”就象牛顿的三大定律一样,是永恒的普遍的规律。发达国家主要就是自觉与不自觉地把这三句话用得较好的国家,这是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的“博雅教育”的传统;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把这三句话用得不好的国家,其共同特点是,不重视体育与美育,个体生命普遍缺少高雅美的升华,缺少“野性而又高贵”的人格。
一直以来,中国的教育界生活在一种自我麻痹与可笑的自我陶醉之中,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的基础教育好,美国的高等教育比中国的高等教育好,甚至有教育专家还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好教育=中国基础教育+美国高等教育。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依我之见,中美教育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总的来说,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一种“国家本位”的教育体系,与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对应,而美国的教育体系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教育体系,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对应。中国的教育体系学习的是两百年前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创建的“传统教育模式”,赫尔巴特影响了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1893—1978),凯洛夫的《教育学》在50年代翻译成中文,成了中国教育的“圣经”。
这种教育模式与中国从隋代开始传承了近1400年的“科举教育”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这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来建构的课程与教学体系,有三个特点:“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以培养善于考试的人为目标,把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及其解题训练和考试分数作为中心,注重对“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主课的系统学习与训练;而美国的教育体系主要是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在一百年前创建的“现代教育模式”,这是一种“以能力为中心”来建构的课程与教学体系,有三个特点:“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以培养善于自我实现的人为目标,注重“独立生活能力、体育艺术能力、科学探究能力”这三大能力的训练;主张学习与教育要满足儿童的内在需要,以兴趣为中心,反对压抑学生们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死记硬背,强调从做中学,强调学生多参加体育活动与实践活动,要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多动手做项目,努力培养兴趣、体力、观察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结果,美国学生低分高能,中国学生高分低能,而社会需要的是能力型的人才,这就是美国社会真正的成功之道,也是发达国家真正的成功之道——无为而无不为。根据我的“以美为本的教育理论”以及对中美教育比较后的综合感觉,我认为美国的教育系统已接近教育总规律70%左右,而中国的教育系统才接近30%左右。
在美国,我去参观与访问过一些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事实上,从教育理念、管理制度、考试方法、课程设计、教材编写、学校环境、教学计划、教师风格、学生学习,课后活动等,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已经是按“美的规律”来办教育了,只不过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是根据经验和局部的规律办起来的教育,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缺少胸有成竹的教育信念,缺少点·面·体的展开结构,全世界的教育都是如此。所以,当今全世界的教育都需要在“美是教育的本质”这一最高规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主导下,从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这三个方面更上一个台阶,由美的教育理论全面主导教育实践,完成一次人类史上最根本与最彻底的教育革命,真正实现教育为人最大程度谋幸福的理想。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社会不实现由国家主义的教育文化向“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的个人主义的教育文化的转型,不实现由功利主义的“培养工具人”的教育文化向超越功利主义的“培养文明人”的教育文化的转型,那么,中国将永远落后下去。人的自由度与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个人“幸福感”的建设永远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我在美国高科技的心脏“硅谷”生活了九年,硅谷在旧金山以南50多英里的圣何塞地区,这里有十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全世界电子科技的著名公司的总部主要集中在这里,比如,斯坦福大学、谷歌公司、雅虎公司、苹果公司、脸书公司、英特尔公司、惠普公司、思科公司、甲骨文公司等。这里的基本情况是,公司里的CEO群体与市场营销部门大多数是白人或犹太人,中间层的技术经理许多是印度人,中国人主要是第一线从事生产的电子工程师。也就是说,这些在中国名列各省理工科状元群体的人,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博士后,只能在美国做一个小小的工程师,成为高科技的工人,很难再有大发展,而且这些工程师们普遍木讷,基本上没有个人爱好,主要是外在的生活而缺少内心的生活,每天生活在家庭、公司、菜市、接送孩子的路上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里。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吗?为什么中国一流的人才,在美国只能算得上是二流或者三流人才的角色?而且普遍缺少个性与创造性,缺少精神生活也缺少浪漫的生活情趣。显然,是整个中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全世界的华人社会)的功利主义的教育文化与教育系统出了严重问题,是传承了近1400的科举教育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与“望子成龙”与“望女成凤”的教育文化和计划经济下的教育文化、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造成的。
中国教育如何与世界教育潮流融合?如何回归教育的本质?今天,无论是政府、学校、教育工作者,还是学生和他的家庭,都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中,坚定对中国教育的信心,重新确定中国教育的坐标,即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培养个性化的人”当成教育的最后归宿。